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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施压供应链改善用工环境:媒体凸显作用

  导语: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今天撰文称,虽然上世纪90年代的反血汗工厂运动遭遇了挫折和失败,但由于苹果拥有丰厚的利润率和强大的话语权,因此完全有能力改善供应商的用工问题。而之前针对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也已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

  以下为文章全文:

  反思根本问题

  美国人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始于耐克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曝光之日。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开始曝光iPhone的制作过程,导致苹果陷入了“耐克时刻”。

  2010年,富士康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经历了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此后,有关苹果供应商超时工作、雇佣童工、违反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工作环境不安全的报道便频频见诸于报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一系列神圣产品的缔造者,苹果第一季度的利润却达到了惊人的130亿美元,约占销售额的30%。

  这些报道引发了学生和工会的抗议,他们呼吁苹果改善数百万工人的工作环境。作为苹果产品的组装者,这些工人的劳动在每部iPhone 4的成本中仅占10美元,而该产品的裸机售价却高达549美元。

  然而,虽然富士康生产线的糟糕环境,引发了针对全球化时代企业责任的新一轮质疑,但这种抗议同样引发了另外一个根本问题:西方消费者和政府迫使跨国企业改善贫穷国家的行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以往的血汗工厂抗议活动并未带来太大希望。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苹果不同于早先遭到抨击的服饰和鞋帽厂商。它的高知名度和充裕的现金表明,消费者的压力或许的确可以有效改变苹果中国供应商的用工状况。

  全球化受益者

  上世纪90年代,当反血汗工厂运动声势浩大地在全美各地展开时,当时还未出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写道,“只要你没有其他现实选择来代替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工业化,反对它就意味着你愿意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剥夺那些极度贫穷的人最好的进步机会。这套价值观是:你不愿意让这些工人在给富裕的西方人供应时尚物品时,仅获得微薄的报酬。”

  如今,全球化的表现好过其他候选方案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些赢得跨国企业大量投资的国家获得了更快的增长,贫困人口和童工问题都有所减少。

  中国就是全球化的典型受益者。过去20年间,国外投资大幅飙升,推动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透露,过去十年间,中国非农领域实际工资每年增长10%。

  据世界银行统计,按照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贫困线计算,中国的贫困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64%,降到2005年左右的17%。而在被外国资本忽视的孟加拉国,有半数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与1981年的比例基本相同。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半个世纪前所说:“与无处受剥削的痛苦相比,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失败和挫折

  这给那些想要成为激进分子的西方人造成了一种困境。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说服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相信:无论为改善供应商的工作环境付出多少代价,都不比不上因血汗工厂造成的名誉损失严重。但他们也不能忘记,对富士康的工人而言,最重要还是保住工作。尽管外部压力或许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也可能迫使富士康替换他们。

  反血汗工厂运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这是一个全球服装和鞋帽中心。有关耐克和锐步等大品牌的印尼供应商侵犯工人权益的报道,导致工会和人权组织向美国政府施压,终止了印尼的贸易优惠政策。媒体刊登了纺织女工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缝制耐克产品,但每天却只能赚0.91美元的报道,并引发了针对耐克的抗议浪潮。

  一时间,激进主义似乎占据了上风:印尼最低工资从1990年的每天0.80美元上调至1996年的1.80美元。由于各大品牌都强迫供应商遵守工资规定,所以这些工厂的工资上涨更快。耐克还发布了行为准则,要求供应商遵守用工、健康和环境标准。其他胜利也继踵而至,各大品牌反复承诺将改善第三世界供应商工厂的用工环境。

  然而,消费者激进主义的很多胜利却产生了副作用。尽管为耐克等大品牌生产运动鞋的印尼工厂,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顶着工资大幅上涨的压力增加了员工,但经济学家指出,该国的整体就业岗位却大幅减少。激进分子纷纷叹息,即使他们说服各大品牌迫使供应商改善用工环境,可一旦供应商试图转嫁高工资、高福利和低工作时间产生的额外成本,胜利便成了失败。

  “当品牌企业对一家工厂施压时,的确可以推动该工厂做出改变。”劳工维权组织工人权利共同体(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执行总监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说,“然而,如果这些改变导致成本上涨,交付时间延迟,经过一两年后,这家品牌便很可能减少该工厂的订单,并转给其他工厂。”

  在大型跨国品牌的供应商中,恶劣的用工环境和违规的超低工资仍然流行,这便是对反血汗工厂运动效果的最有利反驳。

  成效渐显

  然而,苹果的批评者们不应绝望,尽管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但激进主义者还是取得了进展。

  首先,他们已经说服大型品牌和零售商与他们的供应商一起为用工环境负责——这在2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而反血汗工厂运动也已经给工人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改变,迫使工厂更好地遵守健康和安全标准,减少了最骇人的不当行为。

  但对批评者而言,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苹果与上世纪90年代那波反血汗工厂运动所批判的企业有何不同?

  首先,与利润微薄的服装鞋帽行业不同,由于产品独特且需求旺盛,使得苹果拥有很高的利润率,很容易消化提升供应商用工环境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另外,与服装行业3个月签一次合同的做法相比,电子行业合同周期通常要长得多。这就使得富士康的长期成功与苹果产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苹果不太可能转用其他廉价渠道。

  而且,苹果有能力要求富士康在极短的时间内满足其最严格的技术要求,表明该公司在强制实施工资和员工权益标准时,不会碰到太大阻力。

  消费者的压力和糟糕的公共形象,已经迫使苹果做出了一些改变。2005年,该公司颁布了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定期进行监督。上月,该公司又成为首家加盟公平劳工组织(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电子企业。这家组织1999年由多家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创立,专门监督第三世界服装工厂的用工环境。过去两年间,富士康也已经多次宣布上调深圳工厂的工人工资。

  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倘若激进分子持续施压,或许的确能大幅改善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并让我们更心安理得地使用iPhone。(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