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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引领的产业迁徙将改变东西部发展模式

  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制造企业“内迁”被流行观点认为是以“地区套利”回避“转型升级”,实际上更为重大话题则无人提及,那就是“内迁套利”所引发的中国中西部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在“富士康内迁”上,内陆省份为吸引富士康进驻施展浑身解数,沿海发达地区则担忧企业内迁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以及未来人口流入呈现出“颓势”。

  美国金融危机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为了应对危机拯救经济,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投向是公路铁路等项目,这些项目将极大地改善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政府鼓励银行体系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贷款,让中西部地区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最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大量区域发展规划,这是一次“普惠式的政策扶持”,无论是发达地带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及对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规划,还是针对中部地区崛起,批准湘潭市城市总体规划、同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厦门的海西经济区规划、西部的成渝试验区、新疆的资源税改革、海南的国际旅游岛蓝图、黄河三角洲,再加上升级的广西北部湾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地区扶持政策已经“越过”此前的“特区吃偏食思维”:“给予一些地区超前的政策,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原封不动”。这意味着,中国的区域优惠政策已经进入“均等化”阶段,鼓励产业升级和转移、鼓励因地制宜、依然鼓励地区之间的竞争、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全国性大市场的建构。

  区域政策“均等化”、拯救经济下的投入资源“非均等化”,使得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开始高于沿海发达地区,原因很简单,因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民众收入增长受外需影响很大,而中西部地区则跟中国整体GDP增长“挂钩”更密切,外部需求处于逐渐“萎缩化”过程,在消费萎缩的状态下,上涨劳动力成本无法有效传导到出口商品上,导致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上不去,企业无法给出足够的工资增长空间。而中西部地区的需求方是中国内需,在国家经济刺激下内需保持上升势头,使得中西部较低的工资基数上有更大的上升空间。这同时也形成了富士康类企业的“跨区域套利”机会,例如富士康慢慢减少在深圳的雇员,开始大规模在河南设厂。

  毫无疑问,这会刺激东部沿海经济带,它们会觉得产业升级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后者只是资源获得和模式复制,而东部发达经济带面临未知转型的严峻挑战。所以,它们会有非常下意识的反抗反应。它们会打出一张牌叫“超级都市圈化”。

  “超级都市圈化”强调的是“聚集效应”,将一国绝大多数人口聚会在非常狭窄的地区,这个地区当然就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来自于日本的经验,日本的大多数人口在东京、名古屋和京都三大都市圈,它的好处是集约大量土地,让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施“土地空间置换”,将保护耕地的指标更多地指向中西部,置换出东部沿海地带更多的建设用地,从资源的边际配置上看,这似乎是非常划算的。让沿海城市大量吸纳非户籍常住人口,让大量人口高密度地集聚在一个小区域。我们认为,它的潜台词是,即使在这个区域存在着因成本高企的产业迁移,那么最好在这个地带内部进行迁移,而不是迁移到沿海经济带之外。如果让东部企业迁移,那么很容易产生“空心化”浪潮,最终人口流入速率会下降,会打击东部的房地产市场。要知道,东部房地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市场。

  显然,“超级都市圈化”同中国目前“城市化、城镇化”战略是有一些距离的,它更极端地强调先发优势地区应具备不断“吸收资源”能力,认为将资源投放到中西部提升中西部的竞争力是一种“资源耗散”。当然中西部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会觉得“超级城市化”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定局,它忽略了这个过程中应当存有的竞争,以及竞争所带来的“看似不经济”。简单举例,以民工荒而言,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很明显民工人力成本开始显著上升,农民工“打工”的机会成本变大了,如果要强化沿海所具备的“集聚效应”,就不应当取消农业税,沿海地区应当要大力将流动人口“户籍化”,但是沿海地区没有动力这样做,他们更愿意享受“流动人口红利”而不愿意“转让户籍福利”。只有中西部本身的竞争力变强了,沿海地区才有压力来思考如何挽留住更多的人力资源,这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反复强调的“重复建设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必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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