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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小而巧的起跑

  2004年的某一天,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几位人员来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头开始工作。加州骄阳如火,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伏地而量——以280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



  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长、多宽?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一条道路,聚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于美国新兴市场的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价格甚至卖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长度尚不到2英里,越来越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挤入,也使它所涉及区域不断向道路两边的丛林深处扩张。



  “左右各扩张了多少”是这条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数据,自然也被前来的中国客人详细记录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当办公地点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风险投资合伙人向记者追溯此事时,表情困惑。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



  “这里大概掌管着全美多少风险资金?”



  “40%是从这里出去的。”



  “这里每个办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个吧。”



  “啊!这么少的人管这么多的钱?!”



  对话完毕,就此揭开上述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大规模量地工作。



  “依样画瓢、缘木求鱼!”5年后的今天,美风险投资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幻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物理复制就能变“Sand Hill Road”为中国“沙丘路”的想法简直幼稚到滑稽。但在这一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冲动背后,却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在5年之后、当中国已拥有无数个自称为“中国硅谷”的区域时,这仍是一个类似著名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问题,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赴这里——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特例,不仅中国很难复制,美国自己也很难复制。”见证过硅谷几十年风云的“老硅谷人”更多是这样强调。换言之,这是一个与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其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成长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整个社会体系。



  另有硅谷声音希望中国能给“硅谷模式”更多空间。“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但强调规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国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中国刺激计划实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国企。”



  问题于是最终又回到了这里——不能再次发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旧金山时间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楼教室翻开了他的讲义夹,席下,是一列前来求学的中国企业家。



  课程内容事关“硅谷秘密”。但在这一堂课上,“秘密”听起来更像是个动词而非名词——不像以往很多中国研究专著中娓娓道来的“What’s Silicon Valley on earth?”,Edison引入了动态比较。



  他说,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遥在东部而非硅谷。



  1951-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是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于已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这包括: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Edison回忆: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体现为,盘踞在那里的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大订单。换言之,整个时代的技术——“真空管技术”(半导体技术发展之前,通讯行业的主力器件)——的中心,就在那里。



  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尚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可称道的是一个还仅是“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横亘在它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即:有关资金、人才等所有有利资源都“马太效应”涌到了东部去。



  “非常类似今日中国西部发展的难题。”席下,有中国企业家窃窃私语。不仅如此,原来“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在情感和某些方法论层面,中国开始真正和硅谷发生关系。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达斯坦福,这一切被改变。”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来了对其自身命运至关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最好应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极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时的新技术?一个没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什么?



  他们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和“灵活性”。



  此后,通过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体管技术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随后转移至此。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Terman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毕业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展了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的计划,以提高当地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出现了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又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们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硅谷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此地开始不再成为临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换言之,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课程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旧金山美中交流协会副会长葛滨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区的办公室中说。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国培训项目顾问、圣何塞州立大学国际部中国培训项目首席学术顾问。



  过去十几年中,葛接待过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数以百计。他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竞争力”课题,一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在参观完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时间中,访客开口问了一个本以为很尖利的问题。



  “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None。”不料,对方哈哈大笑,一点不难为情。



  “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窃窃私语。不过葛滨提醒,这实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



  也就是说,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清晰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协作保证了硅谷速度和诸多成本的节约,即以最快时间、最低成本完成“从技术发明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至关重要的两个飞跃。



  实际上,这也是Edison课程中硅谷与东部“拉动式创新”的另一区别之处:后者的纵向公司结构决定供应商基本不参与创新,而硅谷横向竞争促成了零件制造商与产品制造商间的紧密合作,并在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创新,从而产生通过新生态系统的建立使新理念价值不断增加的“推动型价值链结构”,最后从产品创新一路冲向如eBay、Yahoo、Google等的商业模型创新。



  但如果说,上述之另一“小而灵活”是很多“外来者”没有成功拷贝硅谷的原因之一(中国企业文化较倾向“大而全”思路,甚至一个企业内就有自己“小医院、小社区”),那么灵活而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则是该半径的另一解。



  “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非制度化。”今年年初,作为给中关村出谋划策、同时也是介入中关村发展历史最长、最全面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的董事长、所长王德禄和顾问赵慕兰在位于Cupertino区的Cypress酒店,向记者作出了如下感慨:就“企业”、“学校”和“政府”三创新环节而言,中国大学对创新的“孵化”是与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师可参与建立创新企业外,还表现在取自社会的师资招聘制度上。”赵说,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专门“咨询教授”一职,且数量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强者,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学生。”



  “不少人离开几十年后还能回去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了还能拿学位,”王随后指向斯坦福的学籍管理:“而中国想创业的学生,则必须面对鱼和熊掌的问题。”



  斯坦福当之无愧是硅谷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截至目前其全球毕业生约1.5万人,培养的人才领导的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却占到了硅谷经济一半以上。“不过,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号称自己是硅谷大学,斯坦福却不敢,你知道为什么吗?”葛滨问。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圣何塞州立大学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中、低层技能型人才,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区学校。”换言之,硅谷同样受益于非常重要的人才结构和层次,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关乎硅谷深层的文化基因而显得复杂、难以轻易转化。



  比方说,硅谷工程师经常离开公司去实践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败、专业团体胜过公司间壁垒等;又如,这里风险投资家更青睐奇思妙想而不是具体计划,因为此地最赚钱的往往是这类早期投资,但这背后又与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立法、规范和对风险资本的权益保障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及价值观密切相关。



  “我在大陆转了很久,项目就是投不下去,为什么?”一位在硅谷做了数年投资的中国台湾地区风投机构这样告诉记者:“虽然这些项目很赚钱,但我用硅谷和台湾地区的风投规则去做投资,我做不下去,比如一些项目现金流不错,但背后却是十分糟糕的设施和厂房环境。”又比方说,在硅谷尽职调查相对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很少说谎,但于一个人情社会这显得有点艰难。



  “中国有自己的逻辑和话语体系。”他喃喃自语。



  中国等待



  “不过,”此后,上述风投人士话题一转:“现在,中国做产业升级的时间到了。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世界。”



  “纵观各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从来其强弱与该国传统行业的强弱密不可分,”Edison认为,因IT公司主要客户是企业,当中国传统企业不强时,中国高科技产业没有市场,只能跑到外面服务于外国企业变成他们上游,然而,他们又无法控制这一市场,同时也导致其失去提供给客户最终用途手段的“下游”这一获取利润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硅谷的50年冲刺,中国的硅谷期待,似乎还需展望到更遥远的未来。而这种等待,除公平的市场竞争外,另一至关重要的是人才。



  “硅谷是科技和人才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性爆发。这种爆发是从点到面,一连串地自然发生,不仅包括创业人才还包括充足的经理人资源以及他们在市场、品牌和管理上的经验。如果积累不够,仅通过行政或财务手段催生、招募或呼吁,难有持续性扩展,相反可能造成资源浪费。”近年来一直在硅谷与中国穿梭的赛伯乐投资合伙人、InfowareLab商业开发总监陈恺说。



  其言下之意是: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东风,但东风再强悍,还需先有诸葛亮。“其次,现在,中国鼓励大学生创业有解决就业的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一旦创业是就业的替代和糊口手段,其创业信用要值得怀疑。”



  陈恺举例,Netscape(网景)创办者斯坦福计算机教授Jim Clark也曾创办Silicon Graphics(SGI),作为SGI早期投资商,硅谷最大早期风投NEA曾沿SGI发展轨迹投资了其很多核心员工离职创业的公司。



  “三四年前我带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拜访NEA时曾看到一张SGI企业族谱图,其中最后成功上市或被收购的竟高达十几家。”陈恺说:“硅谷更多是精英创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创业。”



  鉴于谁控制了市场谁就能获得最高利润,在中国本土市场目前已足够大的前提和机遇下,斯坦福亚太中心主任Edsion提出了他的建议——“中国高科技产业应紧紧把握这一机遇,积极参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结合并从中产生新思路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中国人民整体的消费水平,然后,再去谋略中国高科技产业自身变革”。



  “而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活跃的地方政府将是主要执行单位,”他说,“可积极并灵活引导企业来走一些路。”



  旧金山时间9月18日江苏昆山的硅谷人才引进会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科技参赞则这样告诉记者,“我认为,现在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还不够,方式上也还有切磋之处,此后一个月,我将详细就此做一些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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