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播背后的“曲江系”影视资本魅影

《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播背后的“曲江系”影视资本魅影

  汇聚了孙俪、陈晓、何润东、任重、俞灏明等演员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自开播以来赢得口碑和收视双丰收,头号出品方华视娱乐有可能依托此剧顺利闯关IPO,而另一出品方西安曲江影视,近几年在影视娱乐方面合纵连横也是风生水起,已悄然崛起为“曲江系”文娱产业资本的“急行军”,曲江系文化影视投资版图雏形渐现。

  影视投资江湖悄然崛起的“陕西派”

  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曲江影视),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曲江文投)设立,背后实际控制人为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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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江新区管委会下属曲江文投、曲江文化控股集团等多家公司,并通过这些公司投资设立了曲江影视、丫丫影视、大秦帝国影投、曲江梦园等30多家影视、文化公司。

  《机器侠》、《窃听风云》等热映大片的重要投资方都来自曲江文投,曲江文投主要从事园区建设、文化旅游、影视、会展及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等领域,力图打造“全文化产业链”平台。

  2017年7月1日,华侨城以增资方式获得曲江文投51%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曲江新区管委会将与华侨城集团合作,建立投资发展平台,进一步探讨合作机会。

  对于影视集团来说,需要具备属于自己的制作、发行及影视服务链。为此,曲江影视利用三年时间,通过投资注册全资子公司的形式,组建了曲江影视制作服务公司、梦园影视公司等,初步形成产业链。2010年曲江影视采取融资、合作等手段成立西安曲江影院投资有限公布公司,进行影院投资、院线建设,进入电影产业的终端市场,完成影视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丫丫影视已揭开资本布局图谱一角

  在影视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本博弈“硝烟弥漫”,精彩程度不亚于影视剧本身,抢滩资本市场成为影视产业的重要目标之一。

  曾发行过《胡杨女人》、《老爹的非“城”勿扰》、《神秘人质》、《赖汉的幸福指数》、《我在北京,挺好的》等作品的丫丫影视,今年2月申请挂牌新三板,曲江文投拥有丫丫影视67.5%的股份,作为“曲江系”旗下公司也可谓自带光环。

  丫丫影视冲刺新三板,是曲江系旗下影视公司首次登陆资本市场,同时也是继曲江文旅(600706.SH)等公司之后,在资本市场的又一布局。

  公开股转书显示,丫丫影视2014年、2015年、2016年前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283.30万元,6156.48万元,1293.34万元。这个营收与BAT为代表的影业,业绩涉足较早的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和博纳影业等比起来,行业地位可见一斑;相比较于前段时间发行招股书的横店影视,同样背后依靠庞大的横店系,二者营收差距也悬殊,横店影视2016年总营收为22.80亿元,净利润3.56亿元。

  丫丫影视更像是政府养起来的,过去三年各项政府补贴、奖励、扶持资金、税收优惠等金额高达42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避免同业竞争的规则下,曲江系甚至不惜注销因《大秦帝国》而大热的西安曲江大秦帝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注销另一家影视类关联公司,来为丫丫影视登陆资本市场“让道”。

  而大秦帝国影视公司当初也是曲江系下了功夫打造的品牌,为使秦文化产业向深层次、多元化发展,大秦帝国影视获得了开元城市发展(西安)基金的大量资金注入,2013年启动建设了西安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大秦帝国影视基地”。

  背靠大树急行凶猛

  曲江影视根植于地域资源优势,与三秦文化旅游特色协同,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形成区别化优势;与此同时,国有背景下政府的大力扶持,让曲江影视稳稳地“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与众多机构公司的版权纷争、政府与企业职能等问题凸显出曲江影视的凶猛和非理性。

  曲江新区是文化部授予的首个国家级产业示范区,曲江影视善于依托陕西特有的历史和地域文化特色,上文提到的大秦帝国,围绕已有的“大秦帝国”的品牌,打造出“秦东陵遗址公园”、“秦二世遗址公园”、“大秦帝国连环画”等,形成了文化旅游、影视剧作、网络游戏、图书漫画、文化演出、创意产品、博物馆在内的衍生产品。

  除此之外,历史剧拍摄、主题公园建设、旅游线路开发成为曲江系整合资源、打造文化产业的思路。曲江政府下属资产还囊括了曲江华清池、大唐芙蓉园等仿古建筑,2017年4月,曲江政府还与宋城演艺达成战略合作,“中华千古情”项目将落地曲江新区的大明宫遗址公园。

  良好的区位优势,强大的股东背景,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影视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强大的国有股东背景也为公司提供了一定的信用背书,为公司的债权融资、资本金扩大,提供一定的便利。

  曲江新区2015年鼓励和扶持影视产业的优惠政策中,明确提出政府鼓励的影视企业免征3年所得税,新注册企业获得专项资金扶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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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望成为曲江系资本市场影视第一股的丫丫影视,公开转让书显示,2014—2016三年净利润总和仅为2000万元左右,却获得政府补贴4200万元。政府补助、奖励等非经常性的收益较大,导致扣除这部分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依托国有企业强大背景,企业背靠大树好乘凉。

  政府背景的加持下,曲江影视发展有利有弊。

  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的交叉使曲江影视的企业定位复杂,而这种定位不明确给曲江影视带来认识与判断上的困惑,例如:从履行政府职能角度考虑,曲江系的影视作品在题材上比较正能量、接地气,能够体现政治意志和政策需要,还要担扶持陕西影视企业发展的义务;但从企业运营角度来说,严格的审查制度、高昂的制作成本,进入市场后面对日益年轻化的观众群体,曲江影视需要承担的是资金风险。

  除此之外,对于影视行业中存在的版权纠纷问题,曲江影视并没有因为政府背景而避免。羽化财经在天眼查上发现,曲江影视平均每年有两起法律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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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编剧倪学礼就《我在北京,挺好的》剧抄袭《小麦进城》,将《我》剧的播出方中央电视台、曲江影视、以及编剧刘嘉军三被告诉至法院,最终三方向原告倪学礼公开致歉,赔偿原告倪学礼精神损害赔偿金和律师费。

  国有资本和政府力量在扶持文化产业上的作用往往立竿见影,但在影视文化产品的打造上,还需企业自身下功夫,在影视剧内容上贴近观众生活和内心,把握好尺度,还原“人生百态”。

  对于出品过《白鹿原》、《功夫瑜伽》、《百鸟朝凤》的曲江影视,在内容沉淀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接下来如何将品牌造出来、打出去,是曲江影视需要关注的,也是曲江系构建文化参业版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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