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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仁录】达则兼善,仁者爱人

天津达仁堂制药厂厂院里,有一座别致的红色小楼,那是乐达仁先生一家在达仁堂建厂初期时候的住宅,后来改为了厂里的办公场所。几十年来,小楼的大门两侧,一直挂着一付楹联,上联是“达则兼善世多寿”,下联是“仁者爱人春可回”。楹联上的辞语,来源于《孟子》,而且巧妙地嵌入了“达仁”两个字。显而易见,这是乐达仁先生向人们昭示他作为儒商的思想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就是,困厄之中不忘修身养性,发达之时务要惠福民生。《孟子·离娄下》还讲:“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乐达仁先生一生笃行慈善博爱,这里面既有乃祖遗风,也有孔孟之道和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

【达仁录】达则兼善,仁者爱人

乐达仁祖父乐平泉,乐善好施,办义学,施义材,冬设粥厂,夏送暑药,京城会试期间向举子赠发药品,瘟病流行时煎熬汤药分发全城百姓,同治六年(1867年)还在北京大栅栏设立普善水会,为四邻救火。乐达仁刚懂事时,祖父即已去世,但是长辈们偶而谈起的往事,却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在幼年便立志做一个像爷爷一样受人尊敬和怀念的人。

乐达仁自幼熟读经书,他对孔孟关于“仁”的学说很感兴趣。他曾说:“达仁也者,通晓仁学之谓也。余既有达仁之名,当更有达仁之实。”乐达仁年轻时曾赴欧洲游历,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与他思想发生共鸣,从而萌发了实业救国、惠福民生的想法。他创办达仁堂以后,倾全部财力和精力,用于传统药物的生产与技术进步,用于对普通老百姓的扶危济困。

民国时期的天津,自来水尚未普及,污水都排在河里,市民医疗保健条件差,瘟疫流行的现象经常发生。每当这时,达仁堂都会舍医舍药,夜以继日地熬出汤药免费赠发给平民百姓。1939年天津发大水,城厢和租界一片汪洋,水深没腰,有的地方甚至水深可达两米。水灾期间瘟疫流行,灾民无数。达仁堂在马家口基泰大楼下面的药店(即滨江道药店),因洪水骤至,且上涨迅猛,药品来不及搬运,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设在大经路上的厂院,因地势较高,未受水患,于是就加班加点制造成药、煎熬汤药。同时,厂里还拿出钱来,赈济灾民。像这样的善举,达仁堂的老职工数不清有多少次。至于说让上门讨施舍的不空手而归,正月初二向上门讨吉利的人一律发银洋两角,就更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了。

【达仁录】达则兼善,仁者爱人

达则兼善,仁者爱人,在几十年间已经形成达仁堂独具个性的文化,成为一种企业精神。2003年4月上旬,广东为预防非典型肺炎,急需达仁堂的清肺消炎丸,达仁堂立即将一批清肺消炎丸空运至广州,赠送给有关部门。4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疫情逼近天津的时候,天津达仁堂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卫生防病中心等十几位京津专家,举行专题研讨会,共同研讨中医药抗击“非典”的对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晁恩祥主任向天津专家介绍了在北京的防治经验,天津的专家表示一定做好应急准备,迎接“非典”挑战。与此同时,达仁堂经天津市药监局备案同意,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处方,组织“预防非典中药液”的生产。此时,处方中的药材,银花已由1公斤20元,猛涨为1公斤260元,贯众由1公斤2元,猛涨为1公斤70元。即使这样,达仁堂不仅不惜重资购买药材,而且按照“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治业祖训,保证制药时药料足量投放。药材中头尾须根不能入药的,保证去除干净。比如,600公斤防风,去掉头尾须根和杂质以后,只以200公斤净料入药。4月下旬,当天津出现首例“非典”患者以后,达仁堂生产的“预防非典中药液”订单猛增,呈供不应求之势。但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达仁堂在制药工艺上仍丝毫也不马虎,黄芪用蜜制,白术用麸子炒,鲜贯众必须先烘干而后入药。为了保证及时供货,全厂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实行12小时工作制,周六、周日不休息。职工们累得腰酸臂疼,熬得眼红口干,但是没有人请假,也没有人问一声给不给加班费。因为他们知道,达仁堂就是这个传统——达则兼善,仁者爱人。4月28日,达仁堂厂领导同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张伯礼等,到天津肺科医院慰问奋战在治疗“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并赠送了达仁堂的“预防非典中药液”。

【达仁录】达则兼善,仁者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