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上午12点，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一核酸检测点，年仅20岁的护士王月，因中暑晕倒。
她努力睁开眼后，第一句话便是：我没事了，我还能上。
此前，她已连续多天被抽调到丰台区的高风险地区，日夜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特殊时期再度爆发以来，很多像她一样的年轻女孩，坚守在抗疫一线。她们来自各乡镇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她们是抗疫中的微小一员，她们也是建起北京抗疫屏障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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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收到通知，需要抽调7名基层医护人员，为新发地相关人员做核酸检测。
站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报了名。
王月身在其列。她是新来的小护士，生于1999年，如今才刚满20岁。
她没敢告诉父母。当晚还逼着自己早早入睡，为第二天储蓄精力。
次日8点30分，王月一行7人，准时出现在丰台大红门。那是一个关闭两年多的窗帘布艺城大厅，临时改为核酸检测点。
大厅外的蓝色玻璃已看不清颜色，门店全部上锁，空无一物。大厅内，瓷砖上的积灰在酒精的反复喷洒下，才现光泽。
医护人员到齐后，核酸检测培训现场开讲。
一小时后，培训接近尾声，核酸检测开始。
王月忽然有了要上战场的紧张感。
穿上防护服带好口罩后，她发现那种紧张感渐渐消失。
身边都是和她差不多大的90后，每个人都紧张，但也没人真的怯场。
检测比想象中更为麻烦和危险。
带着护目镜的人视线模糊，为了登记，他们要把眼睛几乎贴在纸上。
咽拭子采集检测时，需要用很长的棉签探入患者的口中，碰触贴近喉咙的咽后壁和两侧扁桃体。
多数来检测的人始料不及，对着检测的人大声咳嗽或干呕，躲避都来不及。
被检测的人里，还有三四个月大的小婴儿。婴儿连“啊”都不会配合，只能由家长捏着嘴，将棉签强塞进去。
几次失败后，王月狠下心，将棉签塞进去。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但工作人员更无奈。速度越快，痛苦和风险才越小。
咽拭子采集难免恶心，不少人采集完后，随地吐痰。
王月她们被迫进行清理消毒。地面清理不干净，就可能感染后面的所有人。
登记、贴条形码、采集、装瓶，三人一组，工作不断轮转。他们累了就互换一下岗位，把换岗当作休息。
工作中最开心的事，就是巡视的人给他们喷酒精降温。
事实上，直到午饭，他们才踏出大厦，脱下防护服，真正松了一口气。
大家沿街而坐，自觉地分散开，王月找了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几乎没人有力气聊天了。
再次走出大厦吃饭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每个人分到了一块面包和一瓶酸奶。
王月倚着路灯，很快解决了晚饭。
第一天的工作量超乎众人预料。十二点过后，检测还在继续。
轮换后，王月怕随时要上岗，不敢脱防护服，在一楼大厅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没法侧身，索性平躺在地上。
躺下一秒后，王月就睡死过去。她觉得睡了好久，醒来后慌张站起来询问同伴。
对方告诉她，才过去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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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工作，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
王月的站长，坚持等到现场消杀结束，将站里的姑娘们一个个送回住地。
王月和郑彦彬一路，都是99后。
王月是吉林人，4月底吉林特殊时期结束，她便前往北京找工作。
5月初，她入职南苑乡石榴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被抽调时，她入职才一个月。
她没有犹豫地报名，却至今不敢告诉父母朋友。
一次，王月正要穿防护服，妈妈的语音通话打过来，她慌忙躲到一边，骗妈妈说要回家吃晚饭，匆忙挂断电话。
穿上防护服后，王月后怕不已。电话再晚一点打来，她就接不到了，妈妈会一直打来，秘密就藏不住了。
她的同事郑彦彬则选择向家人坦白。
她妈妈没有反对，却彻夜失眠。
检测完成后，凌晨回家的路上，郑彦彬会收到妈妈发来的消息：你这个班上得我真不适应。
抽调以来，王月一直坚持在一线。
每天后半夜回家后，她要在门口脱了所有衣服，高温消毒，洗头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早上她也再没时间描眉化妆，闹钟一响，便用水随便冲一把脸，将长发挽起，匆忙出门，骑着自行车赶往集合地点。
她无法再回服务站做日常的护士工作，因为接触病毒源太多，怕给患者和站内同事带来风险。
而留在站内的同事也并不轻松。
石榴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年初四就收到卫健委的通知，此后骨干医生几乎全部下沉社区，防控工作表单如雪花般涌来，医护们已经五个月没有节假日和周末。
站内有一位68岁的老中医，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抵达服务站，将齐腰高的水桶搬至门外，加入麦冬、贡菊、桑叶、陈皮等，烧水熬制成抗疫养生茶，供居民免费饮用。开年以来，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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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清晨7点，王月的闹钟规律响起。
那天早上，她原本没有检测任务，被抽调的同事临时抽不开身，她顶替前往马家堡技师学院核酸检测点。
检测地点设在学院的操场上，上午十点阳光直射，气温奇高，王月的隔离服内全是汗，水洗了一样。
那天的工作并不太顺利。王月遇到一个对咽拭子采集极为敏感的阿姨，每次棉签还没伸进去，对方已开始干呕。折腾许久后，王月和同事筋疲力尽。
正午12点，同伴体力已透支。王月陪她一起到露天空地休息。同伴脱下隔离服，呆坐在操场上。
王月没舍得脱下隔离服，下一秒，她忽然觉得不太舒服，软绵绵倒下。
她的眼睛睁不开，却能清楚听到外面的一切声音。
同伴大声呼喊，让她别闭上眼睛。外围的消杀人员把她架到了墙边躺下，往她脖子下塞了一个可以枕的纸盒子。
她感觉到隔离服被脱下，口罩也没了，酒精撒到身上，泛着丝丝凉气，不少同事围了过来，有人帮她轻轻扇风，还有人帮她插上了输氧管。
迷糊间，她听到旁边另一个中暑的同事在小声哭泣。她的眼泪在眼里转了几圈，又憋了回去。
她想到远方的父母，想到等北京特殊时期结束，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一切，告诉他们，她不再是小孩子，是他们的骄傲。
她努力睁开了眼，看到同事，第一句话便是：我没事了，我还能上。
